而今出版业发达得很，出本著作远非我们当年那般不敢奢望。每年，有一阵几乎每月，我都会收到几册认识不认识的友人大著，受赠多了便不免成一种负累。礼尚往来，有来该往，可我哪有这许多著述去“往”呢。拙著本来就寥寥几种，每种出版社给的样书又都有限，不得已自购一些，所购总跟不上所“往”，是一困惑。
另一困惑，有些所“往”对象，非长非幼，不亲不疏，书写抬头当如何称呼？我们是礼仪之邦，抬头下谦词倒备了不少的:教正、指正、斧正、呈正、雅正、哂正、存正、正之等，此正那正，还有清览等，不一而足，各书其所。选取哪个“正”相宜、得体，有时也略费犹疑。
困惑和犹疑之外，趣事也有的。给一位文化部门的老邻居题赠拙著，他幼时，父亲是位中学校长，已与我多年交集，我便称校长儿子“世兄”，他来信惶恐再三。我只得解释，此是传统习俗，凡同辈交往的后人，可这般尊称的。兄的含义并非专指平辈，“称兄道弟”即是。我送学生书，有几位的抬头也写作某某兄，他们都同样惶恐，犹如我起初受赠业师大著时有过的。其实此是我国的文化习俗，鲁迅称还不是恋人的学生，不就是“广平兄”么。前些天我赴京参加纪念林徽因的活动，特抽空看望九十三岁的谢冕老师，临辞别，谢老师又题赠一册新著《以诗为梦》，一如往日，仍请“兄指正”。当然，即使业师们如此讲礼数，我万不敢忘乎所以，每有拙著呈上，抬头依旧是“吾师”，落款为“学生敬奉”。不似我一位年轻我许多的同事，受我一回“兄”的抬头，也渐渐与我称兄道弟起来。
即使很有成绩的学者，于这方面有时也会疏忽。某位才华横溢的评论家送我评论集，大笔一挥:“请陈老师批评”。我捧着稍不是滋味。送我的吗？是的，我姓陈。书若离我，谁知道是送我的呢，中国的陈老师何止千万。
与疏忽无关的是，老作家萧乾题赠他成名作《篱下集》影印本，题签“小勇同志指正”，翌日即得老人来信，说明:“昨天送书，似乎把您的名字写成‘小勇’请原谅。人一老，脑筋就不济事了，奈何！”此信夹入《篱下集》，以证小勇即鄙人。后来《萧乾全集》出版，征收了老人致我二十余通信札，竟忘了应征这一封，失收于全集，遗憾之至。无独有偶，黄宗英老人晚年送我《平安家书》，抬头“贤弟”也是涂改过的，原先写成“贤妹”。萧乾之错有迹可循，学勇与小勇，同音而笔误。贤弟贤妹，可就天地悬隔了，何以至此，引人遐想。
尤值得一记的是，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的题签。吴先生出差江苏，途中晤我，赠《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》。题签完毕，他总觉得欠一道程序。猛想起身边未戴名章，借一支红圆珠笔，签名下面画了个篆字“吴”，一丝不苟中，透出文人雅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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